李来来：GDP指标不是政府的唯一追求

(2004-03-05 07:17:37) 中国证券报

特约撰稿   李来来

李来来，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际环境与发展学院中国项目主任，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博士后，长期从事环境与发展方面的研究、预测、信息传播与开发工作。

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家们对不同社会制度下政府职能的表现形式有不同的论述，而社会实践家们在政府应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目标的问题上也有着种种分歧，如：是强调政府干预还是搞小政府大市场？是高税收高福利好还是低税收以刺激生产和竞争好？尽管如此，他们在政府的职能要立足于维护社会公正和国家安定、安全这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 　

政府官员不宜直接介入经济活动

在实践中，为保证社会的安定，无论是在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或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社会里，政府的主要活动都带有很强的经济性，但都不是直接从事或介入经济活动。因为政府的权威性及其手中的权利决定了这样的介入容易导致“钱权交易”，引起市场乃至社会的混乱，加剧不平等，威胁社会安定。很多国家，包括中国都制定了政府官员不得“经商”的法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免由此引发的社会危机。 　

因此政府官员的业绩不应该体现为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表现为按照分工对政府职能实施的贡献。但现实情况是，我们看到很多政府官员甚至一把手都是“亲临一线”，为本地区招商引资，谈项目，参加各种应酬，周旋于行商坐贾之间。 　

GDP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指标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重要现实说起。近两个世纪以来，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活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加剧了对资源的开采使用和污染物的排放。这种情况在我国，特别是在我们那些生态脆弱地区，尤为严重。 　

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几乎所有自然资源的人均水平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们的资源使用效率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环境污染严重，是温室气体第二排放大国；我国缺水，但我们的农业灌溉水利用系数和发达国家相差一倍，七大江河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我们的土地资源稀缺，人均耕地面积约0.10公顷，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一半，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1%，而荒漠化仍以每年两千多平方公里的速度侵蚀着我们的草原和耕地。为此我国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把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列为基本国策。 　

但在实践中，我们却只强调高速增长，GDP成了度量发展的最重要指标。20年来我们的GDP居世界之首，而同期我国的环境状况却是每况愈下。GDP绝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或最重要的指标，因为，在我国仍以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已经或正在威胁到人们的生活质量及生计和生态安全，并开始引发连带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冲突。 　

为什么GDP不能作为可持续发展的指标呢？简单地说，GDP是一个地区里当年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的总和，即消费品（与“中间产品”相对而言）、出口品和投资品。由此可见，GDP与消费密切相关。 　

就个人行为来说，天气热时，我们开窗让空气流通降温不产生GDP，但打开空调降温可以产生GDP。出行时，骑自行车产生的GDP小，乘汽车产生GDP高；进而言之，乘小轿车产生的GDP高于乘公交车；极端地说，平安驾驶和驾驶时出交通事故相比，后者产生的GDP高于前者。听起来荒谬，但计算时的确如此。由此看来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要以发动战争带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举动，因为GDP的计算不考虑生产消费品时的环境和社会代价。当然，有些消费品的资源成本并不高，如服务业。 　

GDP不应成为衡量或提拔干部的标准

当价值或GDP的生产或破坏或影响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并影响着其他社会目标的实现，甚至威胁着社会安定时，政府的功能恰恰是要通过自己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权利，在多目标中进行选择和协调，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更大目标，而不是只追求某个或个别目标而忽略其他。 　

政府官员的政绩也应该体现在如何进行有效合理的目标选择，并能找出创造性的方案——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寻求新的发展道路，促进经济（包括GDP的增长）、环境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但是在GDP的驱动之下，我们看到不少令人担忧的情况。在我们工作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荒漠化十分严重的地区，当地政府官员尽管很清楚高耗水的工、农业生产会给当地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但他们仍然热衷于提高粮食产量和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因为这些会带来GDP的增长和自己的政绩。而发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态保护性生产模式——固沙、节水、发展生产、提高家庭收入，等等，却难以得到政府的鼎力资助或支持，因为这样的生产和收入不直接反映为GDP。邻近地区的官员们相互攀比，四处招商引资，急功近利，甚至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GDP增长任务“招”来了污染企业。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自己也无不感慨：“年年搞8％，什么时候是个头？哪有精力和财力保护环境、办教育？” 　

促进经济发展固然是政府的职责，GDP也是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但不是政府的唯一或首要职责，一个地区的GDP也不应该成为衡量或提拔干部的标准。特别是在今天，GDP的增长常常蕴涵着沉重的环境和社会代价，GDP本身所代表的价值是否符合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也值得重新审视。 　

衡量干部业绩应以我国政府提出的“协调发展”和“五个统筹”的为框架，以“中国21世纪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为指导。从操作层面上看，在比GDP更有效的指标出台之前，可以考虑加入每万元GDP的产生所付出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作为指标。如：每万元GDP的资源消耗（如能源、水及其他资源）；每万元GDP的排污量；每万元GDP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如就业的增加、人均收入的提高、教育投入等等）。这样做无疑会给我们传统的统计工作带来压力，加大投入，但比起随之带来的缓解环境危机、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与形成，这样的投入实在是一本万利。（中证网）